上卷

    第一章

    總論

    魏、晉之際，中國盛衰強弱之大界也。自三國以前，異族恒為我所服，至五胡亂起，而我轉(zhuǎn)為異族所服矣。五胡之亂，起于晉惠帝永興元年劉淵之自立。越十三年，愍帝被虜，而中國在北方之政府遂亡。自是南北分立。自元帝建武元年，至陳后主禎明三年，凡二百七十三年，而南卒并于北。隋文帝雖云漢人，然民族之異同，固非以其種姓而以其文化，此則不獨隋室，即唐室之先，亦未嘗非武川族類也。（《廿二史札記》云：“兩間王氣，流轉(zhuǎn)不常，有時厚集其力于一處，則帝王出焉。如南北朝分裂，其氣亦各有所聚。晉之亡，則劉裕生于京口；蕭道成、蕭衍，生于武進(jìn)之南蘭陵；陳霸先生于吳興；其地皆在數(shù)百里內(nèi)。魏之亡，則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于武川，宇文泰四世祖陵，由鮮卑遷武川。陵生系，系生韜，韜生肱，肱生泰，是為周文帝。楊堅五世祖元素，家于武川。元素生惠嘏，惠嘏生烈，烈生禎，禎生忠，忠生堅，是為隋文帝。李淵，三世祖熙，家于武川。熙生天賜，天賜生虎，虎生昞，昞生淵，是為唐高祖。區(qū)區(qū)一彈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員尚小，隋、唐則大一統(tǒng)者共三百余年；豈非王氣所聚，碩大繁滋也哉？”王氣所聚；說大落空。宋、齊、梁、陳四代之祖，生于數(shù)百里內(nèi)，亦不足論。中華人事繁復(fù)，此固無甚關(guān)系也。至于周、隋、唐三代之祖，皆生武川，則自以當(dāng)時此一區(qū)中為強兵所在，故力征經(jīng)營者易起于此，其附從之功臣，亦易出于此。不惟周、隋、唐，北齊興于懷朔，固與武川同為六鎮(zhèn)之一也。武川，今綏遠(yuǎn)武川縣。懷朔，今綏遠(yuǎn)五原縣。）唐室武功，超軼漢代，然實用蕃兵、蕃將為多，與漢之征匈奴，純恃本族之師武臣力者異矣。自唐衰而沙陀入據(jù)中原，雖不久覆滅，然契丹、黨項、女真、蒙古、滿洲，又紛紛竊據(jù)，甚且舉中國之政權(quán)而盜之。蓋自五胡之亂至清之亡，凡歷千六百有八年焉。若是乎，中國民族，實不堪以兵力與異族競邪？曰：否?！肚貪h史》既言之矣。曰：“文明之范圍，恒漸擴而大，而社會之病狀，亦漸漬益深。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社會組織論，淺演之群，本較文明之國為安和，所以不相敵者，則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然役物之方，傳播最易，野蠻之群與文明之群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及其文明程度，劣足與文明之族相抗衡，則所用之器，利鈍之別已微，而群體之中，安和與乖離迥判，而小可以勝大，寡可以敵眾，弱可以為強矣?！保ǖ谝徽?。）以文明之群，而轉(zhuǎn)為野蠻之群所勝，寧獨中國？馬其頓之于希臘，日耳曼之于羅馬，顧不然邪？夫黨類（class）既分，則與異族為敵者，實非舉國之民，特其cao治理之權(quán)者耳。此等人，當(dāng)志得意滿之余，溺驕yin矜夸之習(xí)，往往脆弱不堪一擊。卒遇強敵，遂至覆亡。其覆亡也，固亦與尋常一姓之覆亡無異，特覆之者非本族而為異族人耳。此時多數(shù)人民，固未嘗與異族比權(quán)量力，若為人所服，而實不可謂其為人所服也。多數(shù)人民與異族之相角，于何見之？其勝負(fù)于何決之？曰：視其文化之興替。兩族相遇，文化必有不同，觀其孰替孰興，而文化之優(yōu)劣分，而民族之存亡，亦由之而判矣。信如是也，中國民族之與異族遇，不以一時爭戰(zhàn)之不競見其劣，正以終能同化異族見其優(yōu)，固非聊作解嘲之語矣。（此非謂中國必不能以兵力爭勝，亦非謂此后永不必以兵力爭勝，不可誤會。）中國之見侮于異族，乃由執(zhí)治理之權(quán)者之劣弱，其說可得聞與？曰：可。兩族相競，若戰(zhàn)陳然，居前行者，實惟政治。后漢自安帝永初以降，政權(quán)迄在外戚、宦官手中，自此至靈帝中平六年董卓入洛，凡歷八十六年，其紊亂可以想見。此時為舉國所想望者，莫如當(dāng)時所謂名士，然其人實多好名嗜利之徒，讀《秦漢史》第十章第四節(jié)、第十四章第五節(jié)、第十八章第四節(jié)可見。此時相需最殷者，曰綜核名實，曰改弦更張。督責(zé)之治，魏武帝、諸葛武侯皆嘗行之，一時亦頗收其效，然大勢所趨，終非一二人之力所克挽，故人亡而政亦息焉。近世胡林翼、曾國藩，承積衰極敝之余，以忠誠為唱，以峻切為治，一時亦未嘗不收其效，而亦不能持久，先后最相類也。改制更化，魏曹爽一輩人，頗有志焉。然其所圖太大，不為時俗所順悅；又兵爭未久，人心積相猜忌，進(jìn)思徼利，退計自全，乃不得不用陰謀以相爭奪。此等相爭，正人君子，往往非jian邪小人之?dāng)?，曹爽遂為司馬宣王所覆。宣王本惟計私圖；景王雖為正始風(fēng)流人物，然既承宣王之業(yè)，自不得不專為自全之計；文王更無論矣。與司馬氏相結(jié)合者，率多驕yin狙詐之徒；司馬氏之子弟，亦日習(xí)于是，而其材又日下；而時勢之艱危，人心之險诐如故；于是以晉初之百端待理；滅吳之后，又直可以有為之時；乃以趣過目前之晉武帝承之，急切之事如徙戎者，且不能舉，皇論其他？而楊、賈、八王之禍，且代異己之誅而起矣。晉室之傾頹，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蓋自初平以來，積漸所致，勢固不易中止也。夫國之所恃為楨干者，固非一二臣衛(wèi)，而為士大夫之群，今所謂中等階級也。士大夫而多有猷、有為、有守，舊政府雖覆，樹立一新政府，固亦非難。當(dāng)時之士大夫，果何如哉？中國在是時，民族與國家之見地，蓋尚未晶瑩。東漢名士，看似前仆后繼，盡忠王室，實多動于好名之私，挾一忠君之念耳。此等忠君之念，沿自列國并立之時，不能為一統(tǒng)之益，而時或轉(zhuǎn)為其累。（參看《秦漢史》第十四章第四節(jié)。）又既沿封建之習(xí)，則諸侯之國，與卿大夫之家，其重輕本來相去無幾，由是王室與私門，其重輕之相去，亦不甚遠(yuǎn)；益以自私自利之恒情，而保國衛(wèi)民之念，遂不如其保家全身之切焉。劉、石肆虐，北方之名門巨族，相率遷地以圖自全，鮮能出身犯難者，由此也。（攜家避地，固始漢末，然是時為內(nèi)亂，而晉初為外患，衡以內(nèi)亂不與，外患不辟之義，則晉之士大夫，有愧焉爾矣。）夫既徒為保家全身之計，則茍得沃土，自必如大月氏之西徙，志安樂而無復(fù)報胡之心。東晉之名流，率圖茍安而怠恢復(fù)；（如蔡謨之沮庾亮，王羲之之毒殷浩。）其挾有jian雄之才，而又為事勢所激者，遂不恤為裂冠毀冕之行；（如王敦、桓溫之稱兵。）以此。夫當(dāng)時北方之士大夫，雖云不足與有為，然南方剽悍之氣，固未嘗減。（觀周處可見。參看《秦漢史》第十一章第八節(jié)。）使晉室東渡之后，得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者而用之，北方之恢復(fù)，曾何足計？其時南方之人，蓋亦有圖自立者，（如陳敏等是。）而事不易成；北方之名門巨族，挾一王室之名以來，自非其所能抗；而南方之政權(quán)，遂盡入北來諸族之手，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焉。直至北府兵起，江、淮剽悍之氣始有所藉以自見，然積弱之勢既成，狙詐之習(xí)未改，日莫途遠(yuǎn)，雖絕世英雄如宋武帝，亦不能竟恢復(fù)之緒矣。宋、齊、梁、陳四代，皆起自寒微，所信任者，非復(fù)名門巨族。然所用寒人，資望大淺，雖能綱紀(jì)庶務(wù)，而不能樹立遠(yuǎn)猷。又以防如晉世之內(nèi)外相猜，大州重任，必以宗室處之而世族之驕yin，既成恒軌，人心之傾險，又難驟更，而骨rou之相屠，遂繼君臣之相忌而起矣。佞幸當(dāng)朝，權(quán)jian梗命，其局勢較東晉更劣，其淵源，則仍來自東晉者也。一時代之風(fēng)氣，恒隨一二人之心力為轉(zhuǎn)移。當(dāng)神州陸沉之余，寧無痛憤而思奮起者？然豪杰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實亦緣其所處之境。先漢之世，學(xué)士大夫，人人有志于致用。自經(jīng)新莽之喪敗，遂旁皇而失其所守。既失之瑣碎又偏于泥古，實不能有當(dāng)于人心。其思力較沉摯者，乃思舍跡而求道。其于五經(jīng)，遂束閣《詩》、《書》、《禮》、《春秋》而專重《易》；其于諸子，則弁髦名、法、儒、墨、縱橫而專言道。其識解自較漢人為高，然其所規(guī)畫，或失之遷闊而不能行；甚或視世事大渺??；謂有為之法，終如夢幻泡景而不足為。其力薄才弱者，則徒為自娛或自全之計，遂至新亭燕集，徒為楚囚之對泣焉。此以外攘言之也。以言乎內(nèi)治：則自東漢以來，不復(fù)知更化者必先淑其群，而稍以淑己為淑群之道。承之以釋、老，而此等見解，愈益牢固而不可拔。而其所謂淑己之道，又過高而非凡民之所知。聽其言則美矣，責(zé)其實，殆如彼教所謂兔角、龜毛，悉成戲論。此晉、南北朝之士大夫，所以終莫能振起也。至于平民，其胼手胝足，以自效于國家、民族，以視平世，其艱苦固不翅倍蓰；即能陳力于戰(zhàn)事者，亦自不乏。然民兵之制既廢；三五取丁等法，實為以不教民戰(zhàn)；而廣占良田，規(guī)錮山澤，蔭匿戶口者，又務(wù)虐用其人。北方遺黎，或摶結(jié)立塢壁，以抗yin威，亦因所摶結(jié)者太小，終難自立。其異族之竊據(jù)者，則專用其本族若他異族之人為兵，漢民既手無斧柯，則雖屢直變亂而終無以自奮。此平民所以不獲有所藉手，以自效于國家、民族也。凡此，皆晉、南北朝三百年中，我國民不克以兵力攘斥異族之由也。

    然則此時代中，我國民之所建樹者何如？豈遂束手一無所為乎？曰：其大成就有四焉，而皆與民族之動蕩移徙有關(guān)，故民族之移徙，實此時代中最大之事也。四者惟何？一曰士庶等級之平夷。二曰地方畛域之破除。三曰山間異族之同化。四曰長江流域之開辟。古之為治者，本今所謂屬人而非屬地，故曰“有分土無分民”。封建之世，等級之嚴(yán)峻，蓋非后世所能想像。秦人雖云父兄有天下，子弟為匹夫；漢世用人，雖云不分士庶；然特政事之措置，名門巨族，在民間之權(quán)勢自若也。古黃河流域，蓋漢族居平地而異族居山。長江流域，初蓋江湖緣岸，亦為異族所據(jù)，后稍與漢同化，其不同風(fēng)者，乃亦相率而入山。故秦、漢之世，江、河之域，皆頗似后世之西南諸省。而江域拓殖較晚，荊楚猶稱火耕水耨，而揚州無論矣。自漢末以來，中原之民，乃因避亂而相率移徙。彼其移徙也，率皆宗黨親戚，相將而行；或則有地方豪望，為之率將；故其戶數(shù)多至千百；恒能互相周恤，建立綱紀(jì)。（參看《秦漢史》第十三章第四節(jié)。當(dāng)時移徙之民，與所移徙之地之民，畛域難遽破除者以此，其移徙后易以自立，易以自安者亦以此。以本皆族黨、鄉(xiāng)里，則能互相扶助而力強；而移徙之余，所處之地雖變，所相人偶之人，仍未大變也。）觀此，可以知其為力之強。夫在一地方積有權(quán)勢者，易一境焉，則其權(quán)勢必歸消失。北方諸族之南遷者，觀史所載廣占良田，規(guī)錮山澤，蔭匿人戶等事，一若皆為豪富之徒，實則此不過其當(dāng)路秉政者，其余則皆日入于困窘矣。隋、唐以降士庶等級之漸夷，蓋非徒九品中正之廢，而實緣士族之生計日趨困窘。故與庶族通譜、通昏者，不一而足也。北人之初南徙也，其與當(dāng)?shù)刂瘢w猶格不相入，故必僑置州郡以治之。其時移徙者之意，必曰：寇難削平，復(fù)我邦族，則依然故我矣。乃井里之丘墟如故，鄉(xiāng)閭之旋反無期，政府乃不得不力行土斷；人民亦以歲月之久，僑居者與土著者日親；而積古以來，各地方之畛域，漸次破除矣。當(dāng)時河域之民，播遷所屆，匪惟江域，蓋實東漸遼海，西叩玉門，北極陰山，南逾五嶺焉。其聲教之所暨被，為何如哉？若此者，皆其民之較強者也。其單弱貧困者，不能遠(yuǎn)行，則相率入山，與異族雜處。當(dāng)時所謂山胡、山越者，其名雖曰胡、越，而語言風(fēng)俗，實無大殊，故一旦出山，即可以充兵、補戶，可見其本多漢人。然胡、越之名，不能虛立，則又可見其本多異族，因漢人之入山而稍為所化也。湘、黔、粵、桂、川、滇、西康之境，自隋至今，歷千三百年，異族之山居者，猶未盡化，而江淮、宛洛、河汾之際，自漢末至南北朝末，僅三百余年而遽成其功，雖曰地勢之夷險不同，處境之安危亦異，然其所成就，亦云偉矣。自有史以來，至于秦、漢，文明中心，迄在河域。自河域北出，則為漠南，自河域南徂，則為江域。論者或病中國民族，不能北鄉(xiāng)開拓，致屢招游牧民族之蹂躪。然民族之開拓，必鄉(xiāng)夫饒富之區(qū)。江域之饒富，較之漠南北，奚翅十倍。執(zhí)干戈以圉侵略，固為民族之要圖，開拓饒富之區(qū)，以增益文化，其為重大，殆又過之。江域之開拓，實我民族靖獻(xiàn)于世界之大勞，其始之自漢末，其成之則晉、南北朝之世也。此皆我民族在此時代中成就之極大者也。其為功，視以兵力攘斥異族于行陣之間者，其大小難易，寧可以道里計？惡得以治理者之劣弱，北方政權(quán)，暫入異族之手而少之哉？

    民族之所建樹，恒視乎其所處之境。自然之境易相類，人造之境則萬殊，故各民族之史事，往往初相似而后絕異，以其初自然之力強，入后則人事之殊甚也。東洋之有秦、漢，西洋之有羅馬，其事蓋頗相類；中國見擾亂于五胡，羅馬受破毀于蠻族，其事亦未嘗不相類也。然蠻族侵陵以后，歐洲遂非復(fù)羅馬人之歐洲，而五胡擾亂之余，中國為中國人之中國如故也。此其故何哉？中國有廣大之江域以資退守，而羅馬無之，殆為其一大端。此固可云地勢為之，我民族不容以之自侈，然其殊異之由于人事者，亦不乏焉。羅馬與蠻族，中國與五胡，人口之?dāng)?shù)，皆難確知，然以大較言之，則羅馬與蠻族眾寡之殊，必不如中國與五胡之甚。兩民族相遇，孰能同化人，孰則為人所同化，雖其道多端，而人口之眾寡，殆為其第一義，此中國同化五胡之所以易，羅馬同化蠻族之所以難也。此非偶然之事，蓋中國前此同化異族之力較大實為之。又蠻族受羅馬文化之薰陶淺，五胡受中國文化之涵育深。不特慕容廆、苻堅、元宏，即劉聰、石虎，號稱yin暴，亦特其一身之不飭，其立法行政，亦未嘗不效法中國。當(dāng)是時，我之民族性，固尚未形成，彼輩之茫昧，殆更甚于我。試觀五胡造作史實，絕無自夸其民族，只有自夸其種姓可知。以視后來金世宗、清高宗之所為，迥不侔矣。異族之與我族遇，民族性之顯晦，遼、金之間，殆為一大界。自遼以前，異族無不視漢族為高貴而思攀附之、效法之者。自金以后，則無是事矣。此其故，蓋由遼以前諸族，始多附塞，或且入居塞內(nèi)，女真、蒙古、滿洲，則皆距塞較遠(yuǎn)也。此可見我民族同化異族之力，不待五胡擾亂，而潛移默運，業(yè)已有年矣。又不獨此也。羅馬受蠻族之侵陵，歐洲遂倒演而入于封建之世，而中國自五胡亂后，其為大一統(tǒng)依然也。此又何故哉？此實由羅馬之為國，本不如中國之統(tǒng)一，故一旦覆亡，一文官、武將，若地方豪右，教中尊宿，蠻族酋豪，皆能成為一區(qū)域之大長，其權(quán)力歷久而不敝，既無能一統(tǒng)之者，則其彼此之間，遂互相隸屬，層累相及，而封建之局成矣。中國當(dāng)晉、南北朝時，亦是處有豪族、游俠；兵亂之區(qū)，又有堡塢之主；亦未嘗不專制一方，然地勢平衍，風(fēng)俗大同，中樞之力較強，民情亦習(xí)于統(tǒng)一，故雖有可成封建政體之端倪，卒無竟成封建政體之事實。此就政治言之也。以宗教言：則羅馬之于基督，關(guān)系殊疏，而兩漢之于孔子，關(guān)系極密。政教分張，事起近世，實由世事日新，而宗教篤舊，不能與時俱進(jìn)之故。以理言，政治之設(shè)施，固應(yīng)與教化相合。羅馬之為治，實未能符合此義。人生雖不免屈于力，其意固恒欲附于德，故羅馬解體以后，歐人乃欲奉教主為君王；其教主亦欲以此自居。然實不勝其任也，而政教之分爭，遂為歐洲擾攘之大原焉。我國自漢武以后，儒教殆已成國教，然儒之所以為教者，實在人倫日用之間兼示為政者以軌則，而非恃迷信以錮人心，故與異教之相爭不烈。國家既已一統(tǒng)，前此各地方之宗教、僅足維系一地方之人心者，既無以厭人之求，而急須一通行全國之大宗教，雜沓之神、祇、鬼、魅，遂稍合并、變化，而成所謂道教者；而佛教亦于此時傳入。丁斯時也，所以慰悅?cè)酥晟裾?，孔教則讓諸道、佛；而施于有政，以及人倫日用之際道、佛亦不與儒爭。道佛二家之間，道家本無教義，時時竊取佛說以自附益；甚至并其儀式而竊之；一似無以自立。然舊來所信奉之神、祇、鬼、魅，必非一日所能刬鏟除，佛教入中國后，雖亦竭力與之調(diào)和，或且網(wǎng)羅之以為己助，然佛為異國之教，于中國舊所信奉，固不能一網(wǎng)打盡，亦必不能囊括無遺，而道教于此，遂獲有立足之地焉。我國本無專奉一神之習(xí)，用克三教并立，彼此相安，即有他小宗教，與三教異同者，茍非顯與政府為敵；或其所唱道者，實與當(dāng)時社會所共仞之道德、法律，藉以維持秩序者不相容，亦未有痛加迫蹙者。獲慰悅魂神，指道行為之益，而不釀爭奪相殺之禍，要不能不謂我國之文化，高于歐洲也。

    以上所說，雖已深切著明，讀者終將疑我民族之所長，偏于文事，而于武德不能無闕，請更有說以明之。韓陵之戰(zhàn)，齊高祖謂高昂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dāng)割鮮卑兵千余人，共相參雜，于意云何？”似乎鮮卑之戰(zhàn)斗，非漢人所能逮矣。然衛(wèi)cao、姬澹說魏桓、穆二帝招納晉人，晉人附者稍眾。及六修難作，新舊猜嫌，迭相誅戮，衛(wèi)雄、姬澹，謀欲南歸，乃言于眾曰：“聞諸舊人忌新人悍戰(zhàn)，欲盡殺之，吾等不早為計，恐無種矣?！睍x人及烏丸驚懼，皆曰：“死生隨二將軍。”于是雄、澹與劉琨任子遵，率烏丸、晉人數(shù)萬眾而叛。是晉人之悍戰(zhàn)，又過于鮮卑也。齊高祖之雄武，讀史者應(yīng)無異辭，然其先固亦漢人，特久居北邊，遂習(xí)鮮卑之俗耳。云、代間鮮卑，號稱悍戰(zhàn)者，其中之漢人，必不少也。大抵當(dāng)時五胡與漢族之雜處，其情形，當(dāng)略如后世之漢與回。傳奕言：“羌、胡異類，寓居中夏，禍福相恤；中原之人，心力不齊；故夷狄少而強，華人眾而弱?！闭c后世回強漢弱之情形，后先一轍也。然則五胡之亂華，亦不過如清代咸、同間西南、西北之回亂耳，惡得謂華夷之強弱迥異，且由于天之降材爾殊哉？

    晉、南北朝史事，端緒最繁，而其間犖犖大端，為后人所亟欲知者，或仍不免于缺略。又文學(xué)取其詼詭可喜，史學(xué)則貴求真，二者之宗旨，絕不相同，而當(dāng)史學(xué)未昌之時，恒不免以文為累。晉、南北朝之史，帶此性質(zhì)猶多。試觀有言于先者，必有驗于后；而敵國材智，所見多同，又恒能彼此相料可知。其時史家，好法《左氏》，實則與后世平話，同一臼科耳。其不足信據(jù)，固無俟深求也。至于行文，喜求藻飾，遂使言事，皆失其真，則知幾《史通》，固已深譏之矣。茲編之作，鉤稽芟落，雖竭吾才，去偽顯真，猶恐十不逮一，糾繆繩愆，是所望于大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