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文明形態(tài)不同，風格各異?？死锾兀字Z斯）的女神崇拜，在我們看來就匪夷所思；古埃及的金字塔，跟巴比倫的通天塔也兩回事。唯一的相同，是都要建國。包括后起之秀波斯、希臘、羅馬，也如此。比如波斯王國就產(chǎn)生于農(nóng)業(yè)部落和游牧部落的聯(lián)盟，第一任國王居魯士也原本是大酋長。

    奇怪！為什么部落一旦成熟強大，上帝就要敲回車鍵呢？

    阿歇爾大主教當然不管這事，但倫勃朗的一句話也許能給我們啟示。倫勃朗是17世紀尼德蘭（荷蘭）大師級的畫家，做他的學生每年要交100荷蘭盾，相當于當時中國的十二兩紋銀。[4]可是，就在阿歇爾宣布其神學研究成果的十幾年前，倫勃朗的畫室出了緋聞。他的一個學生在單獨畫人體寫生時，居然把自己脫得跟女模特一樣。學生的辯解是：這樣一來，我們就成了亞當和夏娃。倫勃朗則用手杖敲著墻說：既然如此，你們就得離開伊甸園！[5]

    這一對寶貝兒只好穿起衣服走人，十二兩銀子也打了水漂。

    從氏族、部落到國家，莫非也是如此？

    或者說，世界各民族相繼告別原始時代的“伊甸園”，是因為像倫勃朗的學生一樣犯了錯誤嗎？

    顯然不是。

    沒有后悔藥

    部落變成國家，并非因為緋聞。人類發(fā)明國家，更不是為了尋歡作樂。但這事卻被認為與“逐出樂園”無異，不管那伊甸園是耶和華的，還是倫勃朗的。反正，進入國家時代，好日子就算過完，這是很多人的共識。

    比如希臘和羅馬的兩位詩人。

    古希臘的那位詩人叫赫西俄德，古羅馬的叫奧維德。他們的共同觀點，是都認為自己生活在黑鐵時代。[6]之前，則是黃金時代、白銀時代和青銅時代。黃金時代最好，人類美好高貴，社會公正和平。白銀時代馬馬虎虎，但不再天真無邪。青銅時代戰(zhàn)火連天，但信仰和神性猶在。黑鐵時代就一塌糊涂，人類變得貪婪殘忍，互不信任，互不相容，沒有信仰，也不再有真理、謙遜和忠誠。

    當然，兩位詩人略有不同。在希臘詩人那里，黑鐵時代之前還有英雄時代。英雄時代比青銅時代好，人類與半神和英雄一起生活?？上?，英雄們被卷入底比斯戰(zhàn)爭和特洛伊戰(zhàn)爭，從此萬劫不復。

    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類似的說法，我們民族也有。比如希臘、羅馬的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在儒家那里就叫“大同”。大同之世的特點，是“天下為公”。財產(chǎn)是公產(chǎn)，權(quán)力是公器，首領是選舉出來的公務員，族民也都一心為公，因此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各得其所，天下太平。

    希臘、羅馬的青銅時代，儒家叫“小康”。小康之世的特點，是“天下為家”，財產(chǎn)私有，權(quán)力世襲，戰(zhàn)爭不可避免，道德禮儀和圣人英主也應運而生。[7]至于黑鐵時代，在儒家那里是只能叫“亂世”的。

    大同、小康、亂世，就是儒家那里的歷史三階段。堯舜是大同，夏商周是小康，春秋戰(zhàn)國是亂世。

    對應這歷史三階段的，是三種指導思想和政治哲學：大同講帝道，小康講王道，亂世講霸道。當然，儒家是主張王道的。因為大同已不可能，亂世又不正常。因此，應該“尊王道，行仁政，奔小康”，構(gòu)建和諧社會。這種想法，其實也是一種“中庸之道”。

    但這只是一家之言，諸子則另有說法。

    比如莊子是只認“羲皇之世”的，墨子也只認“大禹之世”。其實就連孔子，也推崇“堯舜之世”。只不過他老人家比較現(xiàn)實，認為能夠回到東周就算不錯，實際上是退而求其次。

    這樣看，我們也是四階段。比如女媧到伏羲，便可以叫黃金時代；炎黃到堯舜，是白銀時代；夏商周，是青銅時代；春秋戰(zhàn)國，則無疑是黑鐵時代。對于前三段，諸家有爭議。對于后一條，除法家外，無分歧。

    如此說來，人類一旦建立國家，豈非就每下愈況，等于踏上了不歸之路？

    當然不是，也沒有后悔藥可吃。

    事實上，氏族部落時代，并非莊子和希臘、羅馬這些詩人哲學家們說的那么美好。夜不閉戶？那是沒東西可偷。炎黃與蚩尤的戰(zhàn)爭，則跟后世一樣殺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更重要的是，一個民族如果沒有國家，或沒能建立自己的國家，她的歷史就會一直停留在史前時代，比如某些印第安人。相反，只要建立過國家，哪怕后來失去，也會有自己的文明，比如猶太。

    國家，是文明與史前的分水嶺。

    難怪孔子不但不否定小康，還要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了。[8]

    問題是，為什么只有建立了國家，才算進入文明時代？國家對人究竟有什么意義？人，真的是必須發(fā)明國家并生活在其中的動物嗎？如果是，又為什么會有那么多人感嘆今不如昔，懷念氏族和部落時代？

    國家的邏輯，究竟在哪里？

    分道揚鑣

    荀子說，在人。

    荀子是從儒家到法家的中轉(zhuǎn)站。所以他跟法家一樣，既肯定國家，又肯定君主。為什么要肯定？為了生存。荀子說，可憐兮兮的人，力氣不如牛，速度不如馬，生存能力其實是很差的。然而牛馬卻為人所用，原因就在人能組成族群。因此，族群如果解體，人就牛馬不如。[9]

    這就一要有道德，二要有君主，三要有國家。

    做得到嗎？做得到。

    荀子說，人與動物的區(qū)別，并不僅僅就在“二足而無毛”。[10]水火，有物質(zhì)無生命；草木，有生命無感知；禽獸，有感知無道德；唯獨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11]所以，他能夠發(fā)明國家，這是最強大的人類族群；也能夠發(fā)明君主，這是最合適的群體領導。[12]至于道德，則是最理想的組織力量。有道德，人就是萬物之靈。他也就有家有國，有安身立命之本。

    君主是核心，道德是力量，國家是歸宿。國家與人，就這樣焊在一起。

    這跟西方不太一樣。

    西方人也要國家，卻未必一定要君主。古希臘的城邦是沒有君主的。羅馬人，從他們趕走最后一任部落王，到產(chǎn)生第一位君主奧古斯都屋大維，中間竟隔了近五百年，[13]而且那皇帝還要自稱“第一公民”。17世紀的阿姆斯特丹，居然寧肯要三個郁金香球莖，也不肯要一個國王。獨立戰(zhàn)爭后的美利堅人，則不但不要國王，就連統(tǒng)一的國家都不想要。實在拖不下去，才勉勉強強開了一個制憲會議，再磨磨蹭蹭地選出第一屆聯(lián)邦政府和總統(tǒng)。

    可見，西方人對待君主的態(tài)度，是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有的要，有的不要；有時要，有時不要。不像我們，自從有國家就有君主，只不過秦漢以前封土建國，秦漢以后天下一統(tǒng)，但都是君主制。直到辛亥革命前，還有立憲派主張保留一個皇帝，哪怕形同虛設，只是橡皮圖章。

    西方人也不認為國家跟道德有什么關系。在他們那里，道德是歸宗教和上帝管的。國家需要的是法，社會需要的是德。所以，他們的國家可以有多種模式。直接民主、寡頭政治、政教合一、君主立憲、聯(lián)邦邦聯(lián)、稱王稱帝，不但一一試來，而且并行不悖，愛怎樣就怎樣，喜歡誰便是誰。

    顯然，當世界各民族開始建立國家，他們就站在了文明的大門前，也站在了歷史的岔路口。

    之后，大路朝天，各走半邊。

    很難說誰有道理誰沒有。實際上，西方人也經(jīng)歷了君主制時代，而且至今還有名義上的王國。同樣，荀子不厭其煩地解釋“為什么要有國家和君主”，則說明它在當時其實已經(jīng)成了“問題”，而且事情也并不像荀子講的那么簡單。比方說，氏族和部落也是群體，為什么非得變成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