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的擔心果非多余。レ♠レ清廷早在將總理衙門和丁日昌關(guān)于海防的條陳交各位督撫詳議的同時，就以左宗棠“留心洋務(wù)”，咨請他參加討論。于是，圍繞著“海防”還是“塞防”的問題，清廷中出現(xiàn)了兩大陣營，各個政治勢力重新組合。

    海防派以李鴻章為中堅，除了沈葆楨、林義哲、丁日昌、李瀚章、王凱泰等支持者外，還有山西巡撫鮑源深、河南巡撫錢鼎銘，內(nèi)廷中醇親王奕擐及刑部尚書崇實、刑部左侍郎黃玨、御史余上華等也加入到這一陣營之中，一時聲勢頗壯。

    而以左宗棠為中堅的“塞防派”，則有湖南巡撫王文韶、漕運總督文彬、山東巡撫丁寶楨、江蘇巡撫吳元炳等的有力支持。這一派具代表性的理論是“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并重”。其實，從根本上說還是主張集中有限的人力財力，優(yōu)先解決西北塞防問題，以收“西北無虞，東南自固”之功。

    左宗棠針對李鴻章關(guān)于停撤西北塞防的主張進行了猛烈的攻擊：

    “……若此時即擬停兵節(jié)餉，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不獨隴右堪慮，即北路科布多、烏里雅蘇臺等處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節(jié)餉于海防未必有益，于塞防則大有所妨?！?/br>
    李鴻章針鋒相對，指出：“xin jiang不復(fù)，于肢體之元氣無傷（阿古柏占據(jù)xin jiang已經(jīng)七八年了，現(xiàn)在除哈密、巴里坤一角仍在清軍手中，xin jiang大部分地區(qū)先后被阿古柏勢力侵占，但關(guān)隴地區(qū)并未受到sao擾，而且以阿古柏的那點軍力，能占據(jù)全疆已是了大不起了，根本無力進犯關(guān)隴，是以李鴻章這么說其實沒什么錯。但在后世的憤青們看來，這妥妥的是賣國賊的言行），海疆不防，則腹心之患愈棘。孰重孰輕，必有能辨者?！敝鲝埻Ｈ乐A，“均做海防之餉。否則，只此財力，既備東南萬里海疆，又備西北萬里之運餉，有不窮困顛蹶者？”

    話雖如此。李鴻章事實上也無意放棄xin jiang，他給出的解決辦法是：一，停兵。建議朝廷停撤西北地區(qū)已經(jīng)出塞及準備出塞的部隊，令其“嚴守現(xiàn)有各邊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圖進取”，停撤多余出來的餉銀，則移作海防之用。二，經(jīng)營。李鴻章的經(jīng)營xin jiang的方略則是：“招撫伊犁、烏魯木齊、喀什等回酋。準其自為部落，如云貴之苗瑤土司，越南、朝鮮之略奉正朔”，李鴻章認為。如此則既可以挫敗英、俄兼并之心，中國也不必勞師遠征，實為“經(jīng)久之道”。

    李鴻章建議將xin jiang經(jīng)營成“如云貴之苗瑤土司，越南、朝鮮之略奉正朔”的觀點。放置在1875年的中國，并沒有什么問題。因為在這個時代，傳統(tǒng)的“天下觀”還遠未被近代的“世界觀”所取代。李鴻章語境里的“越南”、“朝鮮”，都不是近代意義上的主權(quán)國家，而是中國傳統(tǒng)“天下觀”里面的藩屬，其將“越南”、“朝鮮”與中國本土的“云貴之苗瑤土司”相提并論，即可見一斑。換言之，李鴻章從來都沒有說過要放棄xin jiang，他所提出的建議，建立在1875年清廷的“天下觀”基礎(chǔ)之上。這種“天下觀”在后世看來貌似荒誕，但在當時，卻是清廷所竭力恪守的正統(tǒng)意識形態(tài)。

    晚清傳統(tǒng)中國向近代中國艱難轉(zhuǎn)型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晚清國人傳統(tǒng)政治理念向近代政治理念轉(zhuǎn)型的過程。李鴻章在海防與塞防之爭中所持意見，正是這一轉(zhuǎn)型過程中的產(chǎn)物。后世之國人體會不到當日觀念轉(zhuǎn)型期的混沌與茫然，而簡單地痛斥李鴻章為“賣國賊”，痛快固然痛快，卻也可悲亦復(fù)可嘆。

    比較起來，左宗棠的意見則不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左宗棠因為主張“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并重”而在后世飽受贊譽，但事實上，李鴻章等所謂的“海防論者”也并不認為塞防不重要，其分歧不過是現(xiàn)有財力條件下，塞防與海防，誰該優(yōu)先辦理而已。與李鴻章認為海防危機更甚，應(yīng)集中財力優(yōu)先辦理不同，在左宗棠看來，海防費用可以省去購船與雇船之費，因為福州船政局已經(jīng)可以自己制造船艦，不必再動用西征的餉銀；再者，即便不西征，畫地而守，也不可能省出餉銀供海防使用。而左宗棠為了強調(diào)xin jiang的重要性，不惜拿京師為題目，恫嚇起朝廷來：

    “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環(huán)衛(wèi)北方，百數(shù)十年無烽燧之警……而況今之與昔，事勢攸殊。俄人拓境日廣，由西向東萬余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部為之遮閡。徙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為綢繆者也?！?/br>
    左宗棠的“重xin jiang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wèi)京師”的神論一出，果然起到了他想要的效果。象大學(xué)士文祥這樣的重臣，都不免為左宗棠的神論所影響。

    如果說為了保京師而重視xin jiang的話，那么離京師更近的大海，是不是也應(yīng)該重視呢？

    左宗棠——一個曾經(jīng)是海防建設(shè)的積極倡導(dǎo)者和實踐者，事實上卻成了海防建設(shè)的最大反對者、阻礙者！

    “此次海防籌議，他左季高若是不上折子反對，反倒是奇怪了?！崩铠櫿驴嘈α艘宦?，說道。

    “其實，收復(fù)xin jiang，在他左季高來講，并非極為難之事?！毖Ω３傻?，“可他卻偏偏說得有如天塌下來一般，殊不可解。”

    “xin jiang回逆，不過匪類而已，遠不似昔年張格爾叛亂之勢大難制，陸路雖遙遠，大軍出征，不數(shù)月即可平定。他左季高又要糧餉，又借洋債，要行‘緩進急戰(zhàn)’之方略，如此曠日持久，需得多少銀錢，方能填了這無底之洞？”李鴻章嘆道，“如此一來，海防需銀便無從著落，真是愁煞人也！”

    正當此時，另一股政治逆流經(jīng)過多日的醞釀和等待，終于耐不住性子涌流而來。

    如果說“海防論”和“塞防論”只是夾帶“湘”與“淮”、左與李兩派歷史恩怨的、不同的國防觀點之爭，那么，新蕩起來的這股子逆流，則完全是以“清議”自居的封建統(tǒng)治階級頑固派對“自強”運動的挑戰(zhàn)。

    首先跳出來的是禮親王世鐸。

    這位禮親王，是個為人貪鄙、昏庸、頑固保守的政客。他在同治年間授內(nèi)閣大臣、宗人府右宗正、宗令，日后把持軍機處多年，直到宣統(tǒng)三年才退出政治舞臺。關(guān)于他的昏聵，清末人陳贛一有過這樣的記載：

    清禮親王世鐸，年邁昏庸，不識時務(wù)。其子侄輩，有自歐洲游歷歸國者。世鐸見面，問之曰：“洋鬼子國亦下雪否？”諸子侄皆掩口胡盧，對曰：“中外同一天地，風(fēng)霜雨雪一也。”世鐸默然。

    一個連外國是否下雪都不知道的王爺，在中國政壇卻常常游刃有余，充滿政治智慧。你看世鐸向慈禧太后遞的這道折子，不是足以顯示其“滑頭”的水平嗎？折子中，世鐸先是試探慈禧太后的口風(fēng)，虛言了幾句“洋槍炮、水炮臺、水雷還是要買的呀”，然后，話音一轉(zhuǎn)，提出問題：“那鐵甲船不是很大很重嗎，買了它停在哪兒呢？再說每艘要幾百萬銀子，也太貴了。要不還是別急，就讓李鴻章、沈葆楨先去考察考察，回來研究研究再說?！?/br>
    禮親王的折子是一個信號，它告訴那些多日恨恨不語的嘴巴：該說的我可帶頭說了，就看你們的了。

    漲紅著一張衛(wèi)道的面孔也跳了出來，高叫：“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quán)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中國需要的絕不是花銀子建什么勞什子海軍，而是應(yīng)該像老祖宗定的那樣，“但修我陸戰(zhàn)之備，不必爭利海中；但固我士卒之心，結(jié)以忠義，不必師洋人機巧”。

    ：“造兵輪撤艇船（指舊式水師艦船），名為設(shè)防，實為撤防。丁日昌如此謀國，不知是何居心？”甚至咒罵丁日昌為賣身洋人的“丁鬼奴”。

    如果反對派的奏折內(nèi)容僅止于此，李鴻章完全可以坦然相對。他自出道兒以來，就從沒有怕過讓人背后罵娘。可是很快，他發(fā)現(xiàn)他的對手并不簡單，他們的言論繞過了建不建海軍、怎么建海軍的具體問題，而直接指向了要害——你李鴻章建海軍，是“以夷變夏”，背叛祖宗！是“名教罪人，士林敗類”！別看你擺出一副憂國憂民的忠臣像兒，說不定你還要“挾洋務(wù)以自重，恃洋器而自雄”，想擁兵自重，當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白臉兒曹cao！

    “上綱上線”，抓你的“政治傾向”，戴帽子、打棍子，給你“定性”，總之，必yu置你于死地而后快。

    制機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學(xué)洋學(xué)，學(xué)洋學(xué)即不能不以洋學(xué)之精否為人才之用舍……竊恐天下皆將謂國家禮義廉恥為無用，以洋學(xué)為難能，而人心因之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