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在“遺物”這個詞下面畫了兩條橫線，發(fā)報機吐出了一張新的紙條。

“仁慈的基督啊?！鳖I(lǐng)事回答。

“有人試圖殺他，蘇聯(lián)人，我想，克格勃，”副領(lǐng)事?lián)Q了一張新的草稿紙，“他說他需要幫助?！?/br>
“他當然需要了?！鳖I(lǐng)事坐下來，椅子發(fā)出危險的嘎吱聲，“伊斯坦布爾，我們在那附近有朋友嗎？”

“我們沒有權(quán)限，先生。”

領(lǐng)事掏出了手帕，卻沒有拿來擦臉，只是攥在手里，“有那么一個人。”

發(fā)報機繼續(xù)嘀嗒作響，但戴維的注意力已經(jīng)不在那里了，他盯著領(lǐng)事的臉看了好一會，尋找開玩笑的痕跡，沒有找到?！敖^對不能，先生?！?/br>
“我會給巴黎打電話?！?/br>
“你需要給華盛頓打電話，先生，再給蘭利打電話，在你來得及說完‘土耳其’之前，我們都會被發(fā)配到坦桑尼亞，我聽說那里的辦事處甚至沒有廁所?！?/br>
“或者，在事情解決之前，華盛頓都不需要知道這件事。”領(lǐng)事慢吞吞地說，像是在測試每個詞的發(fā)音，“想想看，戴維，他曾經(jīng)是我們最好的人手，見鬼，我打賭現(xiàn)在也還是?！疄貘f’已經(jīng)把最困難的部分做完了，他只需要把貨物運到鐵幕這一邊來。我們——”

“你在進行政治自殺。”戴維指出。

“也許，也許不，要是我們解決了這件事，就能像國王一樣返回華盛頓，”領(lǐng)事用手帕擦擦下巴，“想加入嗎？”

副領(lǐng)事盯著發(fā)報機，它安靜了下來，仿佛也在屏息等待。電纜另一頭是萊昂·克里斯滕，農(nóng)場主的兒子，缺乏訓練的領(lǐng)館雇員，對外交的精妙部分一無所知。

“我們到隔音室里談?！彼嶙h道。

——

六個小時后，萊昂猛然驚醒。

在伊斯坦布爾的深夜里，發(fā)報機發(fā)出了漫長沉寂之后的第一聲鳴叫，有條不紊地吐出了一個名字，和一個地址。

☆、Epi.04

4.

前兩個水龍頭都是壞的，萊昂擰開第三個，俯身洗了洗臉，水滴到衣領(lǐng)上，他還穿著那件舊毛衣，夜班發(fā)報員借給他一件外套，換下那件從火車上偷來的，沾著血跡的那件早在火車通過土耳其邊境之前就扔掉了。

電話響了起來，六個里的其中一個，許久，無人接聽。聲音在走廊、前廳和四個壁櫥大小的辦公室里回蕩。伊斯坦布爾聯(lián)絡(luò)站的偽裝是一家旅行社，掛在門口的銅牌這么宣稱，而鑲在相框里的褪色風景照片和雜志架上快要滿溢出來的打折套餐小冊子進一步說服意外闖入的人們，銅牌確實沒有撒謊。旅行社有一輛小型巴士，雇傭了一個當?shù)厮緳C，自然是為了接待游客，決不是別的什么原因。

有人敲了敲洗手間的門，萊昂抹了抹臉上的水，撥開了鎖。夜班發(fā)報員，食指和中指之間夾著一支點燃的煙，一個黑色帆布包掛在手臂上。

“司機到了，”他告訴萊昂，“下樓，轉(zhuǎn)右，第二個街口再轉(zhuǎn)右，你會看見一個停車場，我相信你知道一輛巴士長什么樣?！?/br>
萊昂說他應(yīng)該知道。

“別和司機說話，不過說也無妨，他不會英語。我們告訴他你是個攝影師，”黑色帆布包塞到他手上，“你記得地址嗎？”

萊昂從外套口袋里摸出寫著姓名和地址的半張紙里，對方搖搖頭：“當我說‘記得’的時候，我的意思是就算有人把你的頭按進水里，你還能拼寫出街道名?！?/br>
“我記得?！?/br>
值班發(fā)報員取走那張紙，掏出打火機，點燃。

遠處，宣禮塔的喇叭響了起來，呼喚人們參加今天的第一次祈禱。

——

雪蓋住了被煙熏黑的屋頂。

莫斯科似乎一直以來就是這樣的，永恒的雪，清晨的凍霧，低垂的太陽，空曠的街道和廣場?？諝獗旧硐袷情L了倒刺，在呼吸的時候刮破上顎和喉嚨。安東上一次回到莫斯科的時候奧爾加姨媽還活著，對那顆悄然生長并最終殺了她的腫瘤一無所知。在最后那個痛苦的星期里，尼古拉姨父向管理農(nóng)場的維克托·謝爾蓋耶維奇·普利瓦洛夫借了卡車，把她送到列寧格勒，然后又送到莫斯科，她在那里死去，又被同一輛卡車運回農(nóng)場，下葬，泥土被凍得如此堅硬，鐵鏟像是敲在鋼板上。這一切都是彼得轉(zhuǎn)告給他的，七個月之后，在華沙一家咖啡館里，陽光曬暖了他的后背。

安東不記得他的父母，奧爾加姨媽堅持說他們都是病死的，剛開始的版本是霍亂，后來又變成了肺炎，但時間是肯定的，1939年，許多父母都在這幾年間“病死”。當安東問起墓碑在哪里的時候，她會佯裝發(fā)怒，開始用“安東·安德烈耶維奇”來稱呼他，命令他滾出廚房。

他的童年是霜凍的沼澤，當他第一次這么說的時候，他的老朋友，帶著一種貧乏的、預(yù)科學校畢業(yè)生的想象力，問他這是不是一個比喻，不是。奧爾加姨媽家在沼澤邊上，農(nóng)場最偏遠的角落，往西走。尼古拉姨父照顧馬匹，兩個表兄像馱馬一樣工作，并不怎么和他說話。安東·安德烈耶維奇·索科洛夫，年幼的局外人，獨自在曠野里玩耍，用彈弓打田鼠和偶爾出現(xiàn)的狐貍。學校是日久失修的教堂，每周兩次，他在長凳上抄寫西里爾字母表，彎著腰，壁畫里缺了一只眼睛的圣徒嚴厲地俯視著他。

路燈熄滅，太陽還沒有出來，捷爾任斯基廣場陰影幢幢，這似乎也是它一直以來的樣子。人們不得不路過這里的時候都低著頭，像獨自穿過峽谷的牧民，屏著呼吸，生怕被狼群察覺。安東按緊帽子，走進陰影里。

克格勃寄生的這棟建筑物內(nèi)部由深淺不一的棕色、黑色和米黃色構(gòu)成。彼得的辦公室是其中一個稍微比其他地方更陰暗一些的角落。他不常在這里出現(xiàn)，彼得是那種喜歡巡視蛛網(wǎng)每一個角落的蜘蛛，只會在風暴快來的時候回到蛛網(wǎng)中央，用細瘦的、布滿斑點的節(jié)肢撥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絲線。

“火車，”彼得開口，皺起眉頭，像是突然之間忘記了哪一班火車，“終點站是伊斯坦布爾?！?/br>
我知道，安東想，并沒有說出來。

彼得點了一支煙，把煙灰缸撥到桌子正中央。房間里沒有窗戶，燈泡浸泡在煙霧里。彼得就只是彼得，沒有父稱，沒有姓氏，也沒有解釋，從安東還是個軍校生的時候開始就是如此。行動處處長有著蜘蛛般的耐心和不容外人干擾的節(jié)奏，安東等待著。

“去年十月，一位尤里亞諾夫上尉叛逃到美國，在他隨身帶著的禮物里，有一份五十六頁的名單，克格勃的諜報網(wǎng)，不是全部，但也足夠把孩子們從地窖里拖出來，撕成碎片，”彼得磕了磕煙灰，“問題：為什么我們還沒有被撕成碎片？”

這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