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就是藩王，也就是諸侯。削藩，就是削弱諸侯們的力量。這并沒有錯，漢文帝就是這樣做的。但文帝分齊為七，分趙為二，分淮南為三，得到封國的仍是諸侯王的子弟。晁錯卻不同，是要把王國的郡縣奪歸中央。

    軟刀子割rou不疼。何況按照文帝的做法，割下來的rou仍然爛在鍋里，諸侯沒有意見，有意見也沒有話說。晁錯的做法卻是虎口奪食，諸侯豈肯拱手？

    逼急了，沒準會造反。

    晁錯卻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說，削藩是遲早的事，造反也是遲早的事。削，他們會反；不削，他們也反。早削早反，后患?。煌硐魍矸?，后患大。等到各路諸侯羽翼豐滿尾大不掉，想削都削不了啦！

    景帝覺得有道理，于是下令削去楚國東?？ぁ②w國常山郡、膠西國六縣、吳國會稽郡和豫章郡。

    令下，七國反。

    造反的諸侯，有吳王劉濞、楚王劉戊、趙王劉遂、王劉賢、膠西王劉（讀如昂）、膠東王劉雄渠、濟南王劉辟光，所以叫七國之亂，也叫吳楚之亂。

    打出的旗號是：入誅漢之賊臣晁錯。

    領頭的吳王劉濞氣焰囂張。他照會各國聲稱：敝國雖小，也有三千里；我軍雖弱，也有五十萬；寡人雖貧，也節(jié)衣縮食三十年。吳國在天下各處都有存款，各位大王要犒賞三軍，盡管用錢，跟寡人打聲招呼就行。

    劉濞又在國內(nèi)總動員。他說，寡人今年六十二，親自將兵；寡人的小兒子十四歲，也身先士卒。所以，從十四到六十的男丁，都要出征。

    結果，劉濞兵力猛增。

    如此架勢，漢景帝始料未及，方寸大亂。

    晁錯也慌了手腳。實際上，此人是個書呆子，情急之下竟連出昏招，居然提出要景帝御駕親征，自己留守京城。這就等于把安全留給自己，危險留給皇上，何況麻煩還是他自己惹出來的。難怪群情激奮，皆曰可殺。

    漢景帝心里，恐怕也咯噔一下。

    晁錯卻毫無知覺，又想公報私仇，利用御史大夫（副總理兼監(jiān)察部部長）職權，要殺總跟自己作對的政敵袁盎，理由是袁盎曾說吳王不會造反，肯定是接受了賄賂。只不過，這一提議被監(jiān)察官員們集體否決。

    袁盎卻得到了消息，緊急求見景帝。

    景帝問袁盎：愛卿曾經(jīng)擔任吳國丞相，了解他們君臣的為人。你看吳楚之亂會怎么樣？

    袁盎說：不足為慮。

    景帝大吃一驚：吳王頭發(fā)白了還造反，沒有萬無一失的把握他會干嗎？愛卿難道有什么妙計？

    袁盎說：吳王和楚王作亂，是被晁錯逼的。如今只要殺了晁錯，派使節(jié)赦免吳楚七國，恢復他們被削之地，則兵不血刃而天下重歸太平。

    景帝沉默良久，然后說：朕不會因為愛護一個人，就不顧天下萬民的。

    十多天后，晁錯被殺。

    那么，劉濞他們退兵了嗎？

    也沒有。

    吳王劉濞甚至根本就不見前來宣詔的漢使袁盎。

    和談不成，就只能武力解決。

    歷時三個月的一場內(nèi)戰(zhàn)，最后以七國兵敗、諸王皆死而告終。他們或者被殺，或者自殺，一個個身首異處。這是景帝沒有想到的。想得到，他就不會殺晁錯。這也是吳王沒有想到的。想得到，他就不會那么猖狂。

    然而兩位功臣的結局，也不美妙。

    功臣就是梁王劉武和太尉周亞夫。周亞夫是周勃的兒子，漢文帝時為將。文帝到他的細柳營勞軍，先是進不了營門，進去以后又被告知營中不能跑馬。最后亞夫出來拜見皇帝，居然手持兵器一身戎裝，拱手行軍禮。

    漢文帝感嘆說，這才是真將軍呢！臨終前又告訴漢景帝：將來國家有難，亞夫堪當重任。

    周亞夫也不負厚望，在這次戰(zhàn)爭中大破吳軍，平定了七國之亂。但他的勝利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梁王劉武堅守在睢陽，拖住七國大軍三個月之久。等到叛軍筋疲力盡、彈盡糧絕，轉(zhuǎn)而與亞夫作戰(zhàn)時，已是不堪一擊。

    梁王也乘勢痛擊，戰(zhàn)功跟周亞夫一樣多。

    顯然，沒有梁王，漢帝國不可能勝利。

    梁王劉武支持中央并不奇怪，因為他是漢景帝的親弟弟，他倆的母親竇太后甚至更喜歡這個小兒子。有太后寵愛又是功臣，梁王變得跋扈。他居然指使他人謀殺了袁盎等十多位大臣，原因是他們反對景帝立他為接班人。

    這事直接導致了景帝與梁王的不和，梁王劉武最后也郁郁寡歡而死。他死后，梁國被分裂，變成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五個小王國。

    梁王劉武死后一年半，周亞夫被誣下獄。

    司法官問：君侯為什么要謀反？

    周亞夫答：有什么證據(jù)說我謀反？

    司法官說：就算現(xiàn)在沒反，也打算死后在地下反。

    周亞夫百口莫辯，只好去死。

    一代名將周亞夫是絕食五天吐血而死的。漢景帝下此毒手，則是為漢武帝登基做準備。景帝曾看著周亞夫的背影說：這樣的人，哪里是少主可以駕馭的！

    周亞夫死后一年多，景帝駕崩，武帝繼位。這時，列祖列宗已經(jīng)做好了種種鋪墊，單等他大顯身手。

    第二章 獨尊儒術

    公孫弘得到提拔表面上是靠儒學，但他是儒生也是文吏，吃得開的原因是他既懂政治又懂業(yè)務。

    可疑的獨尊

    漢武帝做了一個重要決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這是一件影響到千秋萬代的大事。從此，中華帝國有了國家意識形態(tài)，也有了恒定的核心價值。帝國作為一種制度，也才穩(wěn)定地延續(xù)了兩千多年。

    當然，秦制和秦政，也因此變成漢制和漢政。

    這并不容易，因為武帝的祖先都不喜歡儒家。比如劉邦，是只要一看見儒生，就忍不住要摘下他們的帽子往里面撒尿的。武帝尊儒，不怕得罪祖爺爺?shù)脑谔熘`？

    更麻煩的是竇太后。竇太后是景帝的母親，武帝的祖母。老太太喜歡的，據(jù)說是黃帝和老子，以至于景帝和竇家人都“不得不讀老子書，尊其術”。2結果，鬧出風波來了。

    有一天，竇太后招來一個名叫轅固的儒生，要他給自己講解《老子》。轅固卻撇撇嘴說：那是家奴的書。

    竇太后勃然大怒，下令讓轅固到豬圈里去。景帝無奈，只好偷偷塞給轅固一把好刀，這位儒生才幸免于難。

    太皇太后意見如此，尊儒豈不可疑？

    當然。

    事實上，漢武帝從來就不是真儒家，更非純?nèi)濉Ｋ孕盼仔g，重用酷吏，都不是儒家贊成的事。他大張旗鼓招聘儒生時，大臣汲黯（讀如急暗）就當面直言：陛下內(nèi)心世界充滿欲望，又何必裝模作樣講什么仁義呢？

    同樣，竇太后也不是真道家或純道家。她和呂后以來的帝國統(tǒng)治者，是既貴黃老，又重刑名。刑就是刑律，名就是名教。刑律是法家要的，名教則是儒家的主張。所謂“黃老刑名”，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學派的主張確立君臣名分，然后按照法家的主張依法治國，最后像老子主張的那樣清靜無為，像黃帝那樣垂拱而治。

    可見，漢初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雜糅了諸家。竇太后他們要的，也絕非老子主張的小國寡民，更非莊子主張的無政府主義。否則，封建制倒是對的，郡縣制反倒不對了。

    這當然絕無可能。

    可能的是無為而治，與民休息。

    休息是必需的。七年楚漢戰(zhàn)爭之后，舉國上下滿目瘡痍。城池毀滅，良田荒蕪，人口銳減，民不聊生，戶口所存僅十之二三。當時，就連皇帝乘坐的專車，也配不齊四匹顏色相同的馬，將相們甚至只能坐牛車。

    于是，高、惠、文、景四朝，都厲行節(jié)儉，力求清靜。

    因此到武帝繼位，國庫里已是堆滿了糧食堆滿了錢。田野里牛馬成群，老百姓也人給家足，上流社會更是如果只有母馬可騎，都覺得丟人現(xiàn)眼了。

    這不是很好嗎？為什么要改弦更張呢？

    因為帝國中央的清靜無為，固然造福于底層民眾，卻也便宜了中層豪強，尤其是擁兵自重、割據(jù)一方的諸侯王。那些獲得了言論自由的謀臣策士，獲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更流竄于各王國，搖唇鼓舌，興風作浪。

    對此，帝國豈能容忍！

    事實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擊的，是“治申（申不害）、商（商鞅）、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者。前三個是法家，后兩個是縱橫家。

    顯然，罷黜百家，并非罷黜道家。其實就連法家，也仍然是帝國的執(zhí)政黨。只不過，法家的思想武器只能掌握在統(tǒng)治者手中，不能讓民間用來對付中央。

    看來，罷黜百家的說法是可以商量的。實際上武帝他們

    也沒有把諸子百家都趕盡殺絕，更沒有派人派兵燒毀民間的藏書。真正要消滅的，是危害政權的縱橫家。

    這當然是竇太后也同意的。何況她喜歡清靜，豈會贊同縱橫家的無事生非？

    那么，獨尊儒術，是真的嗎？

    是。不過，是獨尊，不是獨存。也就是說，只有儒學才被確立為官學，有著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是思想文化領域的老大，諸子百家不能與之平起平坐。

    問題是，為什么要獨尊一家呢？

    因為統(tǒng)一的帝國需要統(tǒng)一的思想，這是秦始皇就已經(jīng)意識到的。而且，始皇的焚書，武帝的尊儒，動機和說法都一樣：天下大亂，皆因思想自由，言論不一。既然好不容易法令歸一統(tǒng)，又豈能再眾說紛紜？

    一統(tǒng)天下，就不能百家爭鳴。

    這是秦皇和漢武的一致看法。只不過，秦始皇選錯了對象（推崇法家），找錯了幫手（以吏為師），用錯了手段（焚書坑儒），漢武帝卻對了路。

    儒學，為什么就適合做統(tǒng)治思想？

    因為儒家是維護君主制度的。這倒是跟法家一樣。但法家的維護不講道理，其手段則無非絕對權威、陰謀詭計和嚴刑峻法（法家稱之為勢、術、法）。所以，法家之道為霸道，

    法家之政為苛政，法家之制為專制，法家之治為刑治。結果怎么樣呢？秦帝國二世而亡。

    儒家則不同，道為王道，政為仁政，制為禮制，治為德治。也就是說，儒家維護君主制度是講道理的，也有人情味。這樣的統(tǒng)治，人民能夠接受。人民能接受，政權就穩(wěn)固。君主和人民都滿意，就雙贏。

    何況儒家學說有著深厚的根基，這就是小農(nóng)經(jīng)濟、宗法社會和禮樂傳統(tǒng)。從這個角度看，儒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幾乎是不可避免和無法替代的。而且，當儒學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帝國時代的核心價值也產(chǎn)生了。

    這就是三綱五常。

    此事的意義當然極其深遠，也許只能從長計議（詳見本中華史第九卷《兩漢兩羅馬》）。問題在于，儒家學說與帝國制度原本存在沖突。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可是主張封建制的，帝國的制度卻是郡縣制。那么，漢帝國之所獨尊，還可能是儒學嗎？

    新儒生

    登上兩漢歷史舞臺的，是新儒學。

    新儒學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董仲舒是因為漢武帝下令策問古今治亂之道，才進入皇帝視野的。正是在這次對策中，董仲舒提出了以思想大一統(tǒng)維持政治大一統(tǒng)的主張，明確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

    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由此產(chǎn)生的功過是非，也往往算在此人賬上。

    然而在司馬遷的時代，董仲舒的地位并不高。他被看作諸儒的一員，在《史記》中與他人合為一傳。到班固的時代，董仲舒才脫穎而出，被推為儒首。他的“天人三策”也才載入史冊，成為歷史轉(zhuǎn)變的里程碑。

    這說明什么呢？

    說明獨尊儒術并非漢武帝一時之事，更非董仲舒一人之功。事實上，董仲舒的新儒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經(jīng)歷了漫長的過程。其深遠影響，也要到后世才顯現(xiàn)。武帝時代改寫歷史的，不是新儒學，而是新儒家，或新儒生。

    新儒生的代表人物，是叔孫通和公孫弘。

    叔孫通原本是秦帝國的博士，在二世的時代供職于宮中。這說明秦始皇其實只焚書，不坑儒（所坑為術士）。焚書的目的之于文化，也不是毀滅，而是壟斷。所以，陳勝吳廣起義后，被秦二世叫來問策的，是一群儒生。

    儒生都是書呆子。他們的對策，是出兵鎮(zhèn)壓。

    二世聞言，臉都綠了。

    叔孫通趕緊上前說：天下一統(tǒng)，四海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在下，哪有什么人造反？小偷小摸罷了。

    秦二世龍顏大悅。